摘要：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繁荣昌盛的重要时期。固原北朝隋唐文物考古中带有或受中亚与波斯风格影响的北魏漆棺画、波斯银币、连珠纹银耳杯、胡旋舞绿釉扁壶；北周波斯鎏金银瓶、凸钉装饰玻璃碗、嵌宝石金戒指、银装环首铁刀、彩绘吹奏骑俑、东罗马金币；隋唐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萨珊金币、金覆面、兽头金饰、蓝宝石印章等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大多是由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稀世珍品，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盛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
关键词：丝绸之路；原州；北朝；隋唐；文物考古
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繁荣昌盛的重要时期。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的原州(今固原)，不仅是西北边陲军事要塞之地，拱卫着汉、唐古都长安，更是丝绸之路古道上东西
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北朝隋唐文物考古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盛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本文就原州北朝隋唐文物考古重要收获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略作综述。
一、魏晋南北朝文物考古及其重要收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考古除1980年发现于今彭阳县白阳镇的北魏景明三年(502)贠标墓，1981年发掘于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雷祖庙村北魏漆棺画墓，1984年发掘于彭阳县新集乡石洼村的北魏早期墓葬(两座)，1987年发现于固原县(今原州区)寨科乡李岔北魏墓，1991发现于今原州区三营镇化平村北魏墓，1994年发现于固原县西郊乡(今原州区清河镇)北十里的北周秦阳郡守大利稽冒顿墓志铭，2002年发现于彭阳县新集乡的前秦建元十六年(380)梁阿广墓表外，其余墓葬均发掘于现固原古城外南塬。
展开剩余88%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该墓地先后系统发掘的北周、隋、唐时期墓葬50余座。其中北周墓葬位于该塬地中央位置，墓葬分布间距较大。分别为：北周天和四年(569)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河、渭、夏、陇、成、豳、灵十州诸军事，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合葬墓，保定五年(565)周故大将军，大都督，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宇文猛墓，建德四年(575)柱国大将军，大都督，襄州总管，襄州刺史，原州刺史田弘夫妇合葬墓。
古代墓志起源很早，但真正定型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志砖是墓志的最早形式，并在以后广泛使用。近年来考古发现亦有早期石质墓志，如彭阳县新集出土前秦梁阿广墓表等，但器形较小。这块墓志是目前宁夏境内发现最早的，也是全国发现最早的墓志之一，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和书法研究价值。公元6世纪左右，中原地区中高级官员基本上都用石质墓志，并且在洛阳地区大体形成一定的等级规范。边镇地区像彭阳县白阳镇出土贠标这样身居刺史一级的高官，仍然使用砖质墓志，却是极为罕见。由于墓葬发现后即遭破坏，我们无法综合墓葬规模、形制及随葬品配置情况来分析这种现象，只能略作推测。在远离洛阳的军镇，方形石质墓志的使用尚未普及，加之入葬匆忙，受葬仪时间所限，便以砖代石。其侧面题款显然是一种古老的做法，透露出在墓志演进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丰富了我们对墓主人与墓志形式之间变化的认识。尤其北魏贠标，北周李贤、宇文猛、田弘以及隋阎显、史射勿、唐史道洛、史诃耽、史铁棒墓、史道德、史索岩夫妇、梁元珍、张知运等墓志铭，均为固原北朝隋唐文物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之一。不仅承载着大量文字信息，也是我国独有的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墓表、墓砖、墓志，在内容上不仅记载了死者的生平事迹，有的还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且在碑文书法上，各种书体兼备，多为文(名)人墨客书写，雕刻技法娴熟，笔法流畅，可补史阙。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分为棺盖、前档、两侧等部分。棺盖为两面坡式，前高宽，后低窄，这是鲜卑民族棺木的重要特点之一。边缘饰忍冬纹带，加饰飞鸟。正中上方左、右有两座悬垂帷幔的房屋。左侧绘一红色太阳，中有三足鸟，右侧绘有一白色月亮，月亮中也有墨线图形，但已漫漶不清。屋内分别坐一中年男女，左右各立侍者。左屋左侧墨字榜题“东王父”。据考证，屋内两副中年男女应是墓主人夫妇。“东王父”、“西王母”是神话中的人物，汉魏以来演变成为一对夫妇。尤其漆棺中的人物为鲜卑人装束，漆画上的内容和风格，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初步融合的时代气息，笼罩着浓厚的鲜卑色彩。反映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孝悌思想内容，是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的佐证。更重要的是漆棺画中的环状几何连珠纹图案，前挡上的饮宴图，具有明显的中亚风格。绘制身着鲜卑服饰坐在榻上的墓主人像，右手执耳杯，小指翘起，左手持小扇，表现出一派口厌哒作风。总之，固原北魏墓漆棺画，无论从其形制，还是绘画艺术、工艺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许多为考古、美术史界所初见。学界认为是北朝画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确切年代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这是我国继20世纪70年代初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的北魏司马金龙墓之后，南北朝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北魏绿釉陶扁壶，1986年出土于今原州区粮食局家属院工地。残高11、腹宽9.3厘米，圈足底5.4 －4.7 厘米。扁腹，两侧起脊，双耳，圈足，通体施绿釉，两面腹部浮雕对称胡人乐舞图案，7胡人中，4人分坐莲花台座上伴奏乐器，中间3人翩翩起舞，造型极其生动活泼。腹部周围饰一圈连珠纹，内饰莲花瓣环绕，工艺精湛，造型精美。从壶腹人物形象、服饰、舞姿可以看出，是从西域传来的“胡旋舞”舞种。同类器物，1971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发掘的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了1件黄釉舞乐瓷扁壶，上有5人组成的乐舞场面。扁壶高20厘米，宽16.5厘米，口径6厘米(现藏河南博物院)。类似于上述图案的器物，1985年宁夏博物馆考古队在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的苏步井窨子梁发掘了六座唐代“昭武九姓”何氏家族墓地。其中简报称为M6唐墓出土有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石门单扇呈长方形，长89厘米，宽43厘米，厚5.4厘米。上下有圆柱状榫，直径10厘米，长13厘米。两门扇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用铁锁锁扣。两门扇正面磨制平整，中间各剔地浅浮雕一身着胡服、虬须卷发(发束带)、深目高鼻、胸宽腰细、体魄健壮、翩翩起舞的男伎。男子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贴腿裙，脚穿长筒皮靴，脚下各踩一小圆毯，双人对舞。画面以黑色涂染，十分清晰。由于人物四周剔有浅浮雕卷云纹，似舞伎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了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体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着欢乐的生活气息。
据史载“胡旋舞”是北周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来的旋转性舞种，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它的产生和流传，是古代民族大融合条件下各族艺术的相互吸纳和借鉴，是西域各族文化乃至西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河西走廊共同孕育的结晶。经过不断的加工提炼“胡旋舞”受到河西各族人民的喜爱，并很快风靡唐都长安，同时还被引入宫庭，成为宫庭乐舞。
北周李贤墓出土文物。凸钉装饰玻璃碗，通高8厘米，口径9.5厘米。呈碧绿色，透明，风化层很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玻璃的色泽和光亮度。是典型的萨珊王朝制品，其上凸起的凹球面装饰在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很流行。类似的玻璃器在伊朗高原，我国的楼兰、巴楚、鄂城、北京、固原，朝鲜的大庆，日本的冲之岛、安闲陵等均有发现。经科学检验属钠钙玻璃。这件玻璃碗纪年明确，对于确定波斯萨珊王朝类似的玻璃制品的年代具有标尺性意义。金戒指，直径2.4厘米。面部镶嵌有宝石，宝石上雕一裸体人物手执弧形花环。根据戒面宝石及微雕人物形象，这枚戒指的产地应是萨珊或中亚地区。环首铁刀，通长86厘米。为李贤生前佩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北朝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铁刀。从刀鞘一侧上下两个纵装的附耳看，这种悬刀方式最早发明于5世纪中亚、西亚一带。为我国古代兵器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波斯鎏金银瓶，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珍品，瓶柄上端所铸的深目高鼻、头戴贴发软冠的胡人形象，与萨珊波斯人形象不同。具有关专家研究，属中亚巴克特利亚人。瓶腹部一周打押出男女三组人物浮雕像，分全裸和半裸体，三组人物构成了一幅连续的希腊神话金苹果的故事。是一件具有萨珊贵金属工艺风格的巴克特利亚制品。
田弘墓出土的5枚东罗马金币，分别为：列奥一世(457—474年在位)1枚，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1枚，查士丁尼一世摄政期(527)2枚，查士丁尼一世(527—578年在位)1枚。且查士丁尼一世大帝期这枚金币，截至目前，在我国只有田弘墓出土，是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的发现。仅以数量而言，在我国境内考古发现中出土东罗马金币属最多的墓葬。根据金币上发行所记号确认，5枚金币分别来自A、S、I等3个制造局，流入中国距离其打造时间已有20至50年之多，其中3枚金币表面分别有2—4个不等的穿孔，表明金币流入中国后，其原有的货币职能有某种程度的转变，为防止遗失而钻孔。证实了北朝时期丝路沿线中西文化传播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达，再现了丝绸之路一线文化交流由西向东逐渐传播的过程，以及对丝绸之路沿线商业贸易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田弘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北朝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继东汉之后壁画墓的又一个兴盛时代。以1983年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资料的发表为契机，北朝后期壁画墓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此前，1954年咸阳底张湾北周建德元年(572)墓出土的一副女子人物画像。1983年发掘的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中出土墓道、过洞、天井绘有侍卫，过洞上方绘有单层或双层门楼，墓室绘有伎乐、侍女等大批珍贵壁画，是北周墓葬壁画的一大发现，内容丰富，绘制水平较高。1993年发掘的北周保定五年(565)文猛墓。墓道绘有侍卫壁画。1996年发掘的北周建德四年(575)田弘墓墓道、天井、过洞两壁没有壁画，墓室主室四壁及后室、侧室均绘有壁画。从保存情况看，甬道与主室四壁为人物形象。西壁两侧绘侍从群像，后室东西两侧壁根据残留壁画看分别应为男性和女性人物画。墓室转角处亦绘有纵向的红色条带，形成画面分界线。田弘墓是继李贤墓之后壁画保存较好的一座北周墓。从壁画的构图、绘制手法看，二者有所不同。整体人物画的布局与造型均有别于李贤墓等，人物面部画法与敦煌西魏288窟供养人像、北周296窟本生图中俗人像、461窟中弟子像面部画法近似，说明北周时代原州与临近西域的敦煌地区的画工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丰富了这个时期墓葬壁画的内容，艺术价值极高。是继李贤墓之后北周墓葬壁画的又一重要发现。虽然两墓年代接近，但从绘画风格上则表明它们来自两个工匠集团的作品。因此，固原北周墓壁画的发现，填补了西魏至北周壁画史的空白。这三座墓壁画基本椭圆的形式为固原隋史射勿墓所沿袭。在此以后的唐墓壁画中这一形象成为墓室画中最常见的人物题材。隋唐墓葬从基本形式到壁画内容都可在北周墓葬中找到渊源，后者可视为前者重要的来源。因此，固原北周墓壁画为研究西魏、北周墓葬壁画的全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隋唐时期文物考古暨重要收获
隋唐墓葬49座则集中分布于塬地的东南边缘，其中史姓人墓及梁元珍墓由东至西，经杨坊、小马庄、王涝坝自然村一线井然排列，墓群中央为一条东西向乡村间(寇庄—乔洼)公路，除两座墓位于公路左侧(南侧)外，其余墓葬皆在公路右侧。墓葬间距在百米至数百米不等，分布相对较密集。分别为：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唐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索岩夫妇墓，唐左亲卫史道洛夫妇墓，唐大周处士梁元珍墓，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夫妇墓，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其中两座唐墓没出土墓志。另外41座隋唐墓位于该塬地东北边缘(开发区段的高速公路基上)，墓葬分布比较密集。“昭武九姓”的“史姓墓地”墓葬形制均为多天井、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和砖石墓两种。这些墓葬均被盗掘，但仍出土有波斯银币（1枚）、东罗马金币（4枚）、萨珊金币(1枚)、金覆面、兽头金饰、蓝宝石印章、壁画以及贴金彩绘镇墓武士、镇墓兽、石门（2合）、石棺床、墓志（7合）等珍贵文物，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中外文化交流均极为重要。
“昭武九姓”人墓地一直为学术界所瞩目。原州史姓墓地是在我国发现最重要的唐代粟特人墓地。关于“史姓”，据史籍、墓志记载，是魏晋以来由乌兹别克沙内赫里夏勃兹地区东迁，后定居于原州的，我国史籍中称之为“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因此，该墓地的发掘以及出土物，使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确证，也对于我们了解粟特人的生活习俗以及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史系家族墓其中出土有墓志7盒(14件)。据罗丰先生考证，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之间是互为子孙的关系，而史索岩和史道德之间则为叔侄关系。根据墓志所显示出的史姓谱系，两支史氏并不属于同一史姓，却同葬一处墓地，很可能是在某种密切认同关系之下聚族而葬的，显现了丝绸之路上中亚粟特民族的迁徙与交融。说明他们是沿着丝绸之路一线逐步迁徙落籍固原的，对研究当时史系家族及粟特人东迁后的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隋史射勿墓天井、甬道彩绘武士、侍从壁画10幅，过洞处绘有门楼、莲花各1幅，墓室内绘有侍女壁画，为隋代考古中所稀见，艺术价值颇高。从壁画的基本形式到内容都可在北周墓葬中找到渊源，是北周墓壁画的沿袭。天井两壁绘侍卫形象，表现的是北魏旧制，武士执仪刀的做法，也明显承袭北周。执笏板武士画像，在以后的唐墓壁画中是最常见的人物题材。因此后者可视为前者重要的来源，为研究西魏、北周墓葬壁画的全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史姓墓地出土的6枚金银币中有1枚萨珊金币，尤其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仿制品，在中国境内均没有出土，在固原首次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索岩墓出土石门，史诃耽墓出土有石门、石棺床，有些学者通过大量资料分析这一时期石棺床使用者的身份，认为石棺床的使用是特殊的荣誉，而使用石棺床的亦为三品以上的贵族和官吏。史诃耽墓出土的蓝色宝石印章，中部图案为一卧狮，身后立三棵树状物，形似花蕾，其上有一周铭文，据有关专家考证，属波斯帕勒维铭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可译为“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也有学者考证，此铭文属波斯文，可译为“自由、繁荣、幸福”。类似的宝石印章是萨珊印章系统中常见的形式。史道德墓出土的金覆面，可追朔到公元前。东、西方都有非常相似的覆面。史道德墓中的出土的金覆面上的星月托球图案，可能和中亚的拜火教有一定的联系。这种有袄教色彩的覆面习俗，可能是由粟特人传播至内地的。
作者简介：冯国富(1955－)，男，宁夏彭阳人，固原博物馆研究员；程云霞(1963－)，女，宁夏海原人，固原博物馆副研究员。
来源：考古 -（原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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